新诗的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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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，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，成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标准。新诗发展中的民族形式的讨论，对欧化倾向的批判，更肯定了民歌和古曲诗歌对于新诗发展的价值。内容上强调诗歌与革命斗争的关系，形式上强调诗歌与群众欣赏习惯﹑鉴赏水平的关系，大体上决定了40年代新诗的主要面貌。


    在解放区，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直接产物，出现了形式是民间和民族的长篇叙事诗的高潮。配合人民解放运动的开展和人民战争的进行，解放区诗歌以长歌的形式，记载了人民的受苦﹑抗争和胜利的艰难历程。代表作品有李季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﹑田间的《赶车传》(第一部)，阮章竞的《圈套》，张志民的《死不著》，《王九诉苦》，李冰的《赵巧儿》，以及阮章竞的定稿于战争年间﹑出版于新中国诞生以后的《漳河水》。当时致力于通俗诗歌写作的还有王希坚﹑贺敬之﹑戈壁舟﹑严辰等。而在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里，"枪杆诗"颇为盛行，集中体现这一成就的是毕革飞的快板诗，它同样注重内容上的革命性和形式上的大众化。


    在国民党统治区，诗歌的直接社会功能表对于腐朽没落事物的揭露与抨击。主要形式民谣﹑小调的形式，因之有袁水拍的《马凡陀的山歌》﹑臧克家的《宝贝儿》等作品出现，但也有一批诗人以自由体新诗作为基本形式。他们分属于"七月"与"九叶"两个诗人群。前者团结在胡风主编的《七月》﹑《希望》﹑《七月诗丛》周围，主要成员有绿原﹑阿垅﹑曾卓﹑鲁藜﹑孙钿﹑冀﹑彭燕郊﹑杜谷﹑牛汉﹑鲁煤﹑化铁﹑罗洛﹑徐放﹑方然﹑芦甸﹑郑思﹑钟瑄﹑胡徵﹑朱健﹑朱谷怀等。他们大多受到艾青的影响，肯定诗的战斗作用，并将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所意识到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，用朴素﹑自然﹑明朗﹑真诚且有独立个性的声音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。代表作品选编成20人集《白色花》出版。后者以《中国新诗》﹑《诗创造》﹑《森林诗丛》为中心，代表诗人是辛笛﹑穆旦﹑郑敏﹑杜运燮﹑陈敬容﹑杭约赫(曹辛之)﹑唐祈﹑唐湜﹑袁可嘉。他们从战争动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，重视诗人自身对社会现象的体验，注重诗艺的磋磨与意象的新颖，追求形像的流动性和雕塑的立体感。他们不同程度地熟悉外国现代诗歌并受到陶冶，由于注意熔哲理诗的思辨﹑社会诗的技巧﹑抒情诗的魅力于一炉的艺术效果，故与当日诗风相比，偏于蕴藉深沉。代表作集中于编成的《九叶集》。


    40年代后半叶是灾难深重的岁月，也是黑暗将要退却﹑黎明为期不远的岁月。无论是解放区的诗人为明朗的白昼而高歌，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诗人为凄冷的长夜而低吟，新诗的主调都是对祖国黎明的呼唤，象一只在暴风雨中搏击奋飞的英雄之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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